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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关于推进兽医社会化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

发布时间:2019-10-03 18:15编辑:4118云顶手机版浏览(57)

    制定服务标准,规范服务行为。各地要结合兽医工作实际,发扬基层首创精神,研究制定兽医社会化服务相关制度、标准,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避免出现无序竞争、低水平重复等情况。支持兽医行业协会制定团体标准,开展行业自律。引导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合理确定服务收费标准。加强兽医社会化服务从业入口管理,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必须是依法注册备案的执业兽医或登记的乡村兽医;从事检测检验的,应当取得相应实验室资质;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应当符合承接主体一般条件和政府部门根据购买内容确定的具体条件。 转变工作方式,落实主体责任。各地要通过培育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壮大兽医服务供给侧能力,逐步实现兽医服务多层次、高质量、全方位供给,在解决好“谁来打针”问题的基础上,促使畜禽养殖经营者在观念上从“要我防”逐步转变为“我要防”。当前,要推动规模养殖场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工作由其自身承担或通过自行向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购买服务予以解决;散养户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工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予以解决,并逐步由政府购买服务向养殖者购买服务转变,最终实现落实动物防疫主体责任的目标。同时,要积极引导畜禽养殖场特别是中小规模养殖场主动购买疫病防治、检验检测等兽医服务,解决自身办不了、办不好、办起来不合算的问题。 四、加强兽医社会化服务发展的组织保障 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高度重视兽医社会化服务发展,研究制定推进本地区兽医社会化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责任分工,抓好组织落实。加强宣传引导,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做法,营造有利于兽医社会化服务健康发展的良好氛围。加强工作指导和调查研究,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不断丰富、完善发展兽医社会化服务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 加强政策支持。综合运用农业领域现有财政支持政策和金融杠杆等市场化手段,积极争取创设新的支持政策。支持银行、保险公司、金融服务机构参与兽医社会化服务,充分发挥上述机构在信贷资金、农业保险、服务网络、涉农征信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努力破解兽医社会化服务发展过程中的融资和征信难题。积极稳妥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将动物疫病强制免疫、检疫技术性辅助工作等兽医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合理测算安排政府购买服务所需支出,保证购买服务经费投入,支持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参与提供兽医公益性服务。鼓励信息化服务市场主体搭建兽医服务供需信息平台,提供个性化市场信息定制服务,提高兽医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加强人才支撑。依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和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项目,将动物防疫合作社、动物防疫服务公司、畜禽养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兽医社会化服务人员纳入培训计划,培养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兽医专业服务人才。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到畜禽养殖龙头企业、动物诊疗机构、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兼职,充分挖掘兽医服务创新潜力。支持不具备执业兽医报考条件的基层兽医服务人员,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取得中级以上动物疫病防治员、水生物病害防治员职业资格,并登记成为乡村兽医,不断提升自身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引导取得执业兽医资格的人员到乡村从事动物诊疗活动,不断壮大基层兽医社会化服务技术力量。 引导规范发展。坚持需求导向,有序发展兽医社会化服务,激发兽医服务组织内生动力和经营服务能力。加强监督管理,调动第三方、公众、媒体等监督力量,形成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治理的格局。建立兽医服务领域信用记录和退出机制,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按照有关规定实施联合惩戒。农业部将把推动兽医社会化服务发展情况纳入加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延伸绩效管理指标体系,各地也要强化工作考核,抓好督促落实。 农业部 2017年12月15日

    第五章 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 第二十七条 各级财政、农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分配、使用、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各地专员办根据财政部、农业部确定的年度工作任务和区域绩效目标,加强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预算执行监管,根据财政部计划安排开展监督检查,形成监管报告报送财政部。 第二十八条 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实行绩效评价制度,评价结果作为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绩效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二十九条 各级财政、农业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资金分配、审核等工作中,存在违反规定分配资金、向不符合条件的单位、个人分配资金或者擅自超出规定的范围、标准分配或使用资金等,以及存在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十条 资金使用单位和个人虚报冒领、骗取套取、挤占挪用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行为的,按照《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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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内容 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政策主要包括强制免疫补助、强制扑杀补助、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补助三项内容。国家建立强制免疫和强制扑杀补助病种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动物疫病防控需要,农业部、财政部依法适时将国家优先防治的重要动物疫病、影响重大的新发传染病和人畜共患病纳入国家强制免疫和强制扑杀财政补助范围。在风险评估基础上,综合考虑中央财政支持能力,对已达到净化消灭标准的、控制较好的或以地方和养殖场户投入为主可取得良好防治成效的动物疫病,适时停止中央财政强制免疫补助。各省可根据动物疫病防控需要增加强制免疫和强制扑杀补助病种。 强制免疫补助 主要用于开展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小反刍兽疫、布病、包虫病等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及免疫效果监测评价、人员防护等相关防控工作,以及对实施和购买动物防疫服务等予以补助。 1.补助畜禽种类 口蹄疫:猪、牛、羊、骆驼和鹿等偶蹄动物。 高致病性禽流感:鸡、鸭、鹅、鸽子、鹌鹑等家禽。

    多地发文拟规范行业发展

    共享单车进入“下半场”:从共治走向共赢

    业内建议,未来应促进技术创新与经营模式创新,向制造业服务化转型

    作为资本“宠儿”,共享单车解决了市民出行“最后三公里”的需求,但随之引发的乱停乱放、占用道路资源等乱象也成为舆论关注焦点。近日,深圳、成都、上海、南京、北京等地相继出台文件,拟对共享单车进行相关规范发展。

    专家认为,共享单车的发展已进入界定其公共服务属性、从共治走向共赢的“下半场”。对于新生事物,一方面要预留足够的空间任其实验生长;另一方面,对于暴露的问题要及时解决,不宜简单地一管了之。而从产业发展的角度,业内指出,共享单车应促进技术创新与经营模式创新,向制造业服务化转型。

    刻板印象:公共品只能姓“公”

    “共享单车是公共服务吗?或者换个说法,如果摩拜单车的投资方中有‘国字号’企业参与,或者政府部门直接参与,我们还会认为它不是公共品吗?”同济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诸大建提出了这个问题。

    专家认为,判断共享单车姓“公”还是姓“私”,不是要看它的运营主体是不是政府部门,而是看它提供的服务是否有公共性。对共享单车提出监管原则,也需打破原有的“刻板印象”:公共服务不仅可以政府安排、政府生产,也可以政府安排、企业提供,市场同样可以参与社会性、公益性的事情。

    事实上,共享单车确实承担了一部分公共品的职能。举例说,根据广州市政府颁布的《广州市公共自行车系统管理办法》,公共自行车系统的前期建设及设备购置费用由市、区两级财政资金按一定比例出资,具体由市政府统一确定。2015年6月,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财政预算调整中,有1.2亿元是“公共自行车项目提升推广资金”,按部署还会视情况考虑追加资金。

    但是,在资本介入、“跑马圈地”之下,共享单车市场同样出现了乱停乱放、过度投放、拼命扩张等弊病。资本希望尽快吹高估值和退出的本质,也可能导致单车企业放松运营管理和质量风控,甚至可能“只管生不管养”。

    “面对这种创新,政府部门既要按捺住乱伸的手,什么事情都要自己上场干;也要压抑住悸动的心,出现问题不能一扣或一封了之。”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锫说。

    专家认为,“宽思路”是政府对共享单车发展有非合同的软约束,多方参与制订“一对多”的管理条例,确定各自义务与责任,这适用人口多的大城市;“窄思路”是政府对共享单车发展有合同化的硬约束,中小城市可以与企业制订“一对一”的共享单车服务合同。

    “一方面,政府应该欢迎更多的非政府力量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设置进入门槛;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多多思考,在这种新的合作模式下,如何与企业协商,与消费者沟通,我还可以做什么?我们彼此之间如何合作,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这恐怕是当下一些城市治理者更需要思考的地方”。诸大建说。

    “期盼政府能合理加大对于城市的非机动车管理的投入,包括合理规划增加非机动车道、合理规划增加非机动车停车位等。”一位普通的共享单车用户给记者来信说,在共享单车的起步阶段,其他探索更多还是交给市场本身。例如,对城市或地区如何实行共享自行车总量控制配额?配额由谁来制定和分配?配额的制定和分配又将依据什么?“如果由政府某个职能部门来承担,会不会存在权力寻租的空间;如果由某个行业协会来承担,岂不是违背了协会去行政化的初衷?”

    深层原因:自行车路权有待保障

    共享经济让自行车回归了城市,却在高速发展过程中,难以寻找一个停放的公共空间。市民潘先生家住上海市中心的一条小马路,他就对这个不少人拍手叫好的新事物有些厌恶。“人行道那么窄,自行车停得满满当当,我双手拎着塑料袋,基本上只能侧着过。前面再来个骑车的人,气就不打一处来。”

    21日,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多部门发布《北京市鼓励规范发展共享自行车的指导意见,拟控制共享单车数量,要求有序停放,可定位,有保险,企业在本市设立资金专用账户并由人民银行监管,保证用户信息安全等。这是继深圳、成都、上海、南京之后,国内第五个城市发布类似征求意见稿。

    一些基层市容管理者更是对这五颜六色的流动单车给予了“病毒般蔓延”的评价:“为了管单车,头发都白了”“一辆辆扶过去,腰都要断了”“增加了这么多工作量,我去哪找人来”。

    其实,面对单车的投放和运维难,不少企业已经开始引入人工智能,以海量数据为基础,摩拜推出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平台“魔方”目前已经在骑行模拟、供需预测、停放预测和地理围栏四大人工智能领域发挥巨大作用。

    未来,“魔方”还可以实时监测车辆状况是否属于故障车,以及日常雨雪、风速、PM2.5等。通过整合地域、时间、天气、运力、车型、人群及其他数百个变量因子,“魔方”能够预测特定地点未来某一时间的共享单车供给、用户需求、车辆使用频次、停放状况等,从而为运营提供指导,提升运营效率。

    在国外,越来越多的城市共享单车运营方开始尝试开放部分数据——包括基本的自行车数量、位置数据,到实时的空闲自行车数据,再到各个停放点之间的流动数据等。

    “我们通过地图、公交GPS定位、地铁进出站信息等,已经有了非常明晰的地铁、公交车、出租车等的出行轨迹、早晚高峰信息等,但我们以前从未有过一张自行车出行地图。”摩拜单车联合创始人兼CEO王晓峰说,共享单车运营一年多以来,绘制出的就是这张城市“骑行数据地图”。

    专家认为,数据的开放共享是建立开放型、服务型、现代型政府的开始。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副教授黄少卿说,未来这些骑行数据能在多大程度对政府开放,也需做好规定。同时,骑行数据简单分析后,企业对你住在哪里、工作单位在哪里,大体都可以做一些判断。规则也需对数据资源的开放程度、个人隐私的保护做出规定。

    事实上,这场关于共享单车停放权的大“吐槽”,究其深层原因,是多年的城市规划中,对自行车路权的保障严重不足。

    我们前期是以小汽车为导向的城市化规划,在一些城市,1/3左右的土地被交通设施占用。“今天只有7亿人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已经堵成这个样子了,再进50%的新人口进入以后,城市怎么办?路在何方?”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交通项目主任刘岱宗说。

    只能转变现有土地的使用效率,用更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自行车系统跟步行系统来承担更多的城市土地。刘岱宗说,现在单车停放的矛盾,恰恰提出了一个疑问:规划时,能不能把最好的资源留给绿色出行?

    理性探索:“制造业+”更新升级

    上海永久所属中路股份相关负责人认为,即便共享单车火了,自行车企业依旧要“两条腿走路”——拥抱共享单车这一移动互联网时代产物的同时,更要注重打响自己的品牌。有专家认为,共享单车不是简单地大规模扩大传统自行车的产能,而是要促进中国自行车产业的技术创新与经营模式创新,向第四次工业革命要求的制造业服务化的新高度转型。

    巨大的市场需求,确实为自行车生产企业带来了大量订单。上海自行车行业协会秘书长郭建荣就用“风险投资热”、“企业接单热”形容当下的共享单车市场。“共享单车的发展不仅让自行车生产企业生产线全开,部分企业甚至出现了零部件短缺的情况”。

    今年2月22日,中国自行车协会围绕“共享单车对行业的影响”召开了一场会议。据协会官网内容介绍,部分与会企业代表认为,共享单车是一场盛宴,增加了自行车人口的出行比例,再现了“自行车热潮”,同时这也是高端运动自行车的潜在市场。

    相反,一些企业代表危机感强烈,指出共享单车的风潮终将是昙花一现,安全、维护等后续问题亟待解决,由于企业性质不同,容易出现资金链断裂,切不可盲目跟风。同时,还有部分企业代表表示,共享单车的发展还有待观察,看风向再做打算。

    中国自行车协会理事长马中超则认为,共享单车中,自行车品种大幅减少、质量中低端化、品牌逐步边缘化等问题逐步出现。“一夜之间,连孩子们都熟知了‘摩拜’、‘ofo’这些运营商的名字,却很少听他们叫出凤凰、飞鸽、永久等自行车品牌。”

    专家认为,到了明后年,千万辆级别的共享单车订单有极大概率从“骤涨”转为“骤跌”,将对自行车产业链上各个厂商影响巨大。而自行车制造是一个重资产行业,如果盲目为共享单车扩大产能,过量投入厂房、设备、人力等固定资产投资,最终可能就会因订单的“骤涨骤跌”,而转化为难以消化掉的负担产能。

    诸大建认为,当前中国共享单车的发展存在着两种技术路线。一种是低成本购入和投放传统的自行车搞规模化竞争,导致不具有耐用性和智能化的自行车泛滥,使得城市面临海量自行车垃圾的潜在危险;另一种是自行车新制造。用新技术提高共享单车的分享率,即用耐用性技术提高单车的生命周期,用智能化技术提高单车的服务频次。“搞共享单车不是简单地大规模扩大传统自行车的产能,而是要促进中国自行车产业的技术创新与经营模式创新,向第四次工业革命要求的制造业服务化的新高度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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